“郑永年：中国很快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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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关于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的历史，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甚至政治变革。 在经济上，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贫困经济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的经济转型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同时成为世界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导者。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当初计划的经济向中国自身的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 就社会快速发展而言，这几年，中国已经促进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尽管穷人很多，但人均国民生产收入也接近9000美元。

其他方面的快速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 在政治上，1949年以后建立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解决了各种危机依然被西方单纯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并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解释、提高、概念化、理论化，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 很明显，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

这个责任虽然也能促进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的实验场时，中国知识界进入了悲歌时代。

虽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但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轻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总是被装饰、成为应有的东西。 因为知识决不要谦虚，而要谦虚。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是知识创造者自身不再承认知识，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甘愿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中国的大学很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但一次校庆是对知识的羞辱。

每次校庆，并不是以培养了很多政治家、很多富豪为荣，但唯一不能说的是，没有一所大学培养了钱学森生前所说的“大师”。

事实上，当今大学和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和学术研讨会，目的都是邀请人们大官大富，知识本身是次要的，不可缺少的。

知识体系是任何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都不容易在世界上生存和快速发展，充其量就是未来考古学家的遗迹。 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只有伟大的知识创造了文明。

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是辉煌的知识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今天人们体验的西方文明。 即使在中国，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铸造了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等中国文明的核心。

对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绝不是个人的行为。 虽然有时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基于个人知识体系，只有一点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成为相互加强的群体知识。

而且应该指出，在中国“学术精湛的工作”的政治环境中，知识表面上是由政府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创造的，但政府绝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没有责任，而是政府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比较有效的环境，阻碍知识的创造。 因为，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反思现代中国的知识悲歌，可以接近事物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做了什么？ ”回答。 这个问题。

一个公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早晨争名字、有利于市里、孤独争智”。 在这里，“朝觐”是政治家的，“市争市夺”是商人的，“孤争智”是知识分子的。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源是，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孤独争智”的状况，纷纷参加“朝争名”或“有利于市”，一些知识分子更加傲慢，必须名利双收。

争分夺秒。 现在和以前不同了，以前是“学习优则仕”。 从学的目标是从官，同时两者没有任何界限。 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过了从官(至少在理论上)，同时两者之间还有界限。 虽然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当官，但“当官”的心情依然很浓厚。 那还是因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手段在早上争斗。 当然，这背后还是有巨大的“好处”。 到处可见竞相与“朝廷”扯上名号的现象。

一位学者到政治局讲课，觉得自己很辛苦。 今天，在制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把得到大领导的指示和同意作为最重要的指标。 更多的知识分子尽了向高官吹牛拍马的功能。 无论是被邀请到政治局讲课还是文案得到导师的指示，这都可以是指标，但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指标。 知识有自己的指标。 知识分子用这些东西衡量自己知识的价值，不仅已经严重异化，更谈不上知识。

争夺城市。 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新事物。 正如以前流传的那样，理论上知识分子和商业是分开的。 从认可方面来说，知识分子看起来很清高，是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 制度上，“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将知识分子与商隔离。 当然，在实际水平上，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知识分子以其优点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和公司在一起，各产业“饲养”着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显着的例子是房地产业。 中国房地产能走到今天这样荒唐的地方，不仅仅是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还涉及到很多关于这个产业“饲养”的知识分子。 因为他们一步步论证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不是纠正错误，而是推波助澜。

知识分子用其他手段争夺名利在现代社会，不仅与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有关，知识分子还找到其他手段争夺名利。

例如，争夺“名”就是通过炒作现有的“名人”而出名。 研究中可能有名人，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并不是认真研究名人，而是根据自己和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 比如王阳明。 王阳明是大家，现在很受欢迎。

但是很遗憾，没有人真正研究王阳明。 可以预见，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阳明学”将很快发展成庸俗的宗教，不仅无法安抚人心，反而会扰乱人们的内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国学”到处可见，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但任何“牛、鬼、蛇、神”都已经泛滥。 在中学也是如此。 西学也是如此。 比如马克思。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有最大的集团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 因为马克思几乎成了官方的“国学”。 但是，如果认真阅读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知道马克思？ 马克思是政治，只是饭碗。

在网络时代，知识具备“争夺名声，利于大众”的条件。 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互联网走向“市场”，将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 当然，没有自己的知识，作为销售人知识的“销售者”而活动的人在增加。 网络是传递知识的比较有效的工具，但这里的“销售”与传递不同，传递就是将知识大众化。 “销售”的目的只是为了钱。 看看现在流行的“收费知识”，就知道将来的知识会变成什么样。

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社会各个角落的各种“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出现在“学术舞台”上，同时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金钱、是流量，因此倾向于主流。

后者的力量这么大，更是把前者从水中拉开了。 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在争夺流量，为此，大家都很庸俗、媚俗，风俗和流量确实有正相关。 更遗憾的是，政府也经常将“流量”和社会影响等同起来。 这可以理解为，在官方媒体上也和许多新媒体一样，是堂堂正正的风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谁也不能为争夺名声而获利，大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历史上，也有知识分子受到权力和资本迫害的事例。 到了近代才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 对许多学者来说，名利并不是追求的，它只是他们创造的知识的副产品。

许多学者生前生产的知识，被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穷困潦倒。 脱离名利的学者以真正的名义不利。 屈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评论过屈原。 如果屈原继续当官，我想他的复制品就没了。 正因为被排斥“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能接近社会生活，有可能产生“脱离”这样的好文学作品(邓力群着《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文章)。

一旦进入名利场，知识分子就会缺乏知识的想象力。 缺乏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 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 因为知识因为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从上到下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 为此，国家也投入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要点大学，建设新的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 但是，现实很糟糕。 因为国家投入越多，名利场就越大。 名利场越大，知识分子越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英一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近代大学，这话很有道理。

再加上，不仅没有建立近代型大学，而且远远落后于以前流传下来的书院制度。 事实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以前传到书院，重要的都不是大学制度和书院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大学和书院主体的知识分子。

如果有追求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制度自然产生，如果缺乏快速发展的知识分子，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住所。 更糟的是，如果知识分子自发堕落，那样的住所越好，知识就越受到羞辱。

知识圈是下行的，知识也是下行的。 虽然预测很危险，但很明显，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中国很快就会面临知识完全“殖民”的时代，全面智障的时代。

道理很简单，人们不能回到以前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需要知识，但是人们没有自己的知识，所以必须借用“殖民地”路线，也就是其他国家的知识进行炒作。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是这个方向，今天的加速度是前几十年无法想象的。

【作者介绍】郑永年，男，汉族，1962年出生，浙江余姚县人。 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现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其一从事中国内部变革及其外部关系研究，第一有趣或研究行业是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变革、社会正义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比较社会运动和民主化中央地方关系的中国政治。